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朋友圈似乎成了我们窥探他人生活的一扇窗，可如今，大家真的都不发朋友圈了吗？微信粥姨在播客里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她捅破了这一层信息茧房：“每天有7.8亿用户进入到朋友圈，并有1.2亿用户发朋友圈。这几年这个数据一直较为稳定。”不过，个体经验往往具有局限性，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看到局部，就像盲人摸象，容易把个体经验放大为对群体的幻觉，但又天生好奇世界的全貌。

随着微信好友数量从十年前的几百人扩张到现在的几千人，朋友圈的性质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它从一个温馨的后院式小圈子，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广场。在这个过程中，朋友圈中“朋友”的内涵也在悄然变化，就如同粤省商家口中“靓女靓仔”，更多只是一种性别的代称，而与颜值并无关联。

从这一波关于朋友圈凉热的讨论中，我们不禁会联想到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关于朋友和友谊。

人类学者项飙近年来在国内经常提及“附近的消失”。他观察到传统邻里关系的瓦解和社区联系的削弱，而这背后指向的正是友谊日益稀缺、朋友难得的现状。

一个人究竟能交多少朋友呢？英国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199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邓巴数。他宣称，一个人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是150人，其中关系最密切的不超过5人。然而，邓巴数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这一理论是通过对猿猴大脑的认知能力的研究，并结合对类似新石器时代部落的早期人类社会考察得出的，它忽略了人类自身的进化以及外部技术的进步。目前，对于邓巴数最主要的批评是，人类的行为更多地取决于文化因素，不能简单地套用灵长类动物行为的生物学规律。特别是社交网络平台的出现，使得扩大和维持朋友圈成为了一种可能。但即便我们的微信好友有几千人，显然其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称之为真正的朋友，他们更像是一组通讯录联系人。

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从朋友圈、Instagram到TikTok，社交网络看起来越来越热闹非凡，但在现实社会中，大部分人的朋友却变得越来越少。

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在2017年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10000多户家庭进行了连续性横截面调查。调查发现，中国人平均拥有的“最好（知心）的朋友”数量大约在2.5人左右。这里对好朋友的界定是知心、“可以谈论重要事情的人”，这个数量大概只有微信好友数量的零头。Soul App在2024年对5500名中国用户的调研也显示，用户普遍反映现实中认识新朋友困难，近六成年轻人拥有不到2个好友，而且相比文化娱乐更为丰富的一线城市，身处三四线城市中的年轻人这种感受更加强烈。

从这两项调查可以清晰地看出，最近几十年，随着城市化、人口流动和互联网的冲击，中国人的社交呈现出明显的“悖论”。一方面，线上的、广义的、功能性的“朋友”（弱关系）数量激增；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深刻的、可依赖的“知心朋友”（强关系）数量没有相应增长，反而可能正在经历停滞甚至萎缩，这也导致了个体孤独感的上升。

弱关系的核心功能是信息交换和印象管理，非常适合传播新闻、获取资源；而强关系的核心功能是情感支持和信任，这是在我们脆弱和困难时所必需的，但这种信任无法通过简单的“点赞”来建立。

互联网兴起所引发的强关系爆炸、弱关系萎缩现象，并非中国社会所独有。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线上“弱关系”网络（如Facebook上的好友）经历了爆炸性增长，而线下“强关系”（知心好友）的数量则呈现出明显且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美国生活调查中心在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人的平均好友数正大幅下降。1990年，有10位以上朋友的比例达33%，到了2021年只剩13%，将近一半的人表示，自己的亲近朋友最多只有3位。

这种“广泛连接”与“深度孤立”并存的现象，是理解过去二十年中国和美国社会变迁的关键，学术界对此也给出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解释。

有一种观点把原因归结为公共空间的萎缩。比如说书店、市集、公园、展览空间等，这些可以跟各式各样、来自不同行业的人交流的地方越来越少，人们认识“点头之交”的朋友机会也越来越少。但这种公共空间萎缩论的解释说服力并不强。对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的公共空间其实多了许多，但彼时的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仍是“熟人社会”，城市中的“单位制”是社交的核心。人们的工作、生活、社交高度绑定在胡同、家属院，邻里关系和同事关系紧密重叠，虽然社交圈子可能相对固定和狭窄，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联系和信任度（强关系）相对较高。

进入21世纪，数亿人离开家乡去往大城市工作和学习。这导致了传统的基于地缘、血缘的社交关系的物理分离。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更频繁地更换工作和居住地，使得维持长久、深入的现实生活友谊变得非常困难。

顺着城市化、现代化的路径，还有一种分析认为，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内卷”文化，也极大地压缩了人们用于“非功利性”社交的个人时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逐步上涨，2023年的49小时周平均工时为近二十年新高。上班族长时间的劳作和耗神通勤，榨干了年轻人的全部精力。下班后，他们只剩下“躺平”回血的力气，主动社交的意愿和能力都会打折。

这个分析看似找到了核心原因，但导致友谊危机的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还有一种更靠谱的解释，那就是人际信任程度越来越低。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的研究，有64%的成人觉得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难以信任。2020年COVID - 19爆发后，有将近一半受访者表示，无法信任大多数人。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信任也是“归属型”的，即因为我们是同乡、同学、同事，所以我信任你。现代信任是“认知型”的，即我需要通过评估你的能力、可靠性和动机来决定是否信任你。这个过程更理性、更复杂、也更耗费心力。当社会关系变得复杂且流动时，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和精力去完成对每一个人的“认知评估”，于是倾向于保持距离。

现代社会作为风险社会的本质，意味着大部分人都面临着经济波动、职业不稳定、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风险。这种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广泛的焦虑感。当人们对自身未来的安全感都感到怀疑时，会本能地收缩社交圈，将信任局限于最小的、最核心的亲密关系中，以降低潜在的社交风险。

于是，一个蔚为壮观的悖论就出现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真诚深厚的关系，但我们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却都在系统地鼓励浅度连接、鼓励绩效展示、鼓励风险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