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下半年，孟加拉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因政府恢复争议性的公务员配额制度，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引发全国性抗议浪潮，最终导致连续执政15年的总理谢赫·哈西娜下台流亡。这场“政治地震”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将振兴经济作为核心任务，并主动调整对外政策，积极寻求与中国等各方深化合作。拥有1.7亿人口且发展潜力巨大的孟加拉国，由此成为中国企业出海投资的新热土。然而，机遇背后伴随多重风险，中国企业需以长期主义视角，审慎评估这片南亚土地的投资价值。

一、政治变局后的稳定窗口：从动荡到重建的过渡期

孟加拉国的政权更迭始于“配额制度”的争议。该制度为特定群体（如独立战争老兵后代、女性、落后地区居民等）保留56%的政府公职，其中30%定向分配给老兵后代。尽管2018年曾因学生运动废除，但2024年6月高等法院裁定恢复，点燃了民众积压的不满——经济增速虽常年保持6%左右（被誉为“南亚奇迹”），但青年失业率高达66%（国立大学毕业生中），叠加2023财年近9.7%的通胀率，民生压力巨大。更关键的是，民众对哈西娜政府腐败、裙带关系及家族垄断权力的不满长期存在（其子女在海外拥有巨额资产），最终引发从校园到全国的抗议风暴。

抗议初期以和平示威为主，但政府的强硬镇压（如催泪弹、实弹驱散，特警介入）激化矛盾，7月底达卡“七月大屠杀”导致266名抗议者死亡（含32名未成年人），学生领袖发起“不合作运动”，8月5日哈西娜在百万民众“进军达卡”的压力下辞职流亡。此后，孟加拉国经历短暂权力真空，总统解散议会，军方接管秩序，最终推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83岁，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小额信贷之父”）出任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实际代总理）。

尤努斯政府面临“内忧外困”：经济因抗议与社会瘫痪骤然放缓（2024-2025财年GDP增速预期降至3.8%，为近二十年低点），服装出口下滑（对美出口同比降10.97%），外汇储备锐减（一度跌至200亿美元），通胀高企（7月达12%）。但通过果断政策（收紧货币、允许塔卡贬值、压缩开支），2025年6月通胀回落至9%以下，外汇储备回升至270亿-320亿美元，侨汇增长26%，出口止跌回升8.6%。尽管12个月平均通胀仍超两位数，但紧急态势已缓解。同时，政府启动税制改革（拆分国税局，分离税务与海关职能）、推进数字化简政，并提出“智慧孟加拉”愿景，为经济长期复苏奠定基础。

二、新政府的外交平衡术：延续对华友好，维护多元伙伴

尤努斯政府延续了孟加拉国历届“大国平衡”外交传统，在保持与中、美、印等力量中立的同时，更积极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哈西娜时期，中孟关系紧密（中国是第一大援助国和贸易伙伴），共建了帕德玛大桥、卡纳普里河底隧道等标志性工程；新政府上台后，这一纽带进一步强化——2025年3月尤努斯访华，双方签署九项合作协议，中国承诺提供21亿美元资金支持（包括4亿美元升级蒙格拉港、3.5亿美元建设吉大港“中国经济工业园”、1.5亿美元技术援助），并下调贷款利率减轻债务负担。近30家中国制造业企业计划向吉大港中企专属经济区投资10亿美元，涵盖纺织、制药、新能源等领域，双方还启动自贸协定谈判。

与此同时，孟加拉国谨慎维护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修复与美国紧张关系（2024年9月联大期间会晤拜登，美方放宽部分关税），吸引SpaceX等企业关注；对印度保持沟通（化解哈西娜避居印度引发的嫌隙），强调“不选边站队”的外交基石。这种“务实平衡”策略，既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合作机遇，也需警惕地缘政治微妙性——印度对孟中走近心存戒备，可能影响中资项目的长期稳定性。

三、投资吸引力与挑战：人口红利下的现实约束

对中国企业而言，孟加拉国的核心吸引力在于“人口+政策+区位”三重优势：

• 人口红利：1.7亿人口中，15-29岁青年占比超28%，消费潜力巨大（如2025年汽车销量有望破10万辆，小米等中国手机品牌占智能机市场40%以上）。但人均GDP仅约2650美元（中低收入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有限，消费高度价格敏感，需调整产品结构（如主打高性价比而非高端路线）。
• 政策开放：南亚外资政策最宽松的国家之一——允许100%外资独资，利润与资本自由流动；提供5-10年所得税减免（重点行业/地区），8个出口加工区（厂房租赁、电力保障等优惠）及100多个经济特区（吉大港“中孟友谊工业园”专为中国企业定制）。但营商环境稳定性不足：政权更迭可能影响政策连续性（未来新政府或审查外资项目）；行政效率低（办证、用地审批流程慢）、腐败问题突出（2022年全球清廉指数排名第147位）；外汇管制严格（美元短缺，利润汇回常遇拖延）。
• 产业机遇：基建需求旺盛（达卡拥堵、夏季频繁停电）、制造业升级潜力大（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政府鼓励纺织面料、制药、电子组装等）、消费服务兴起（电商、家电市场快速增长，阿里巴巴2018年并购当地最大平台Daraz）。但人力资源技能有限（成衣工人月最低工资约800元人民币，但受教育程度低需培训）、融资成本高（企业贷款利率两位数，建议利用“一带一路”专项贷款）、法律合规严格（需符合欧美买家社会责任与环保认证要求）。

四、战略定位：长期深耕的“根据地”而非短期跳板

南亚八国总人口近20亿，但印度对中资设限严格，巴基斯坦政局不稳，斯里兰卡受债务危机拖累，相比之下孟加拉国对华合作意愿强（连续15年最大贸易伙伴，近700家中资企业创造55万就业）、竞争环境相对友好，且具备“地缘枢纽”（孟加拉湾顶端，连接南亚与东南亚）、“经济成长性”（2023年GDP增速6%，人均GDP已反超印度，2026年或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等优势。

但孟加拉国更适合作为长期深耕的“根据地”：其商业成功依赖精细化运营（从消费者教育到政府关系全方位投入），且印度对孟中合作的戒备使其难以成为进入印度的跳板。中企需避免将孟加拉视为短期“桥头堡”，而应制定区域化布局（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双基地策略），通过“贸易代表处起步—培养本地化团队—联合中资伙伴抱团出海”的渐进路径，逐步扎根。

结语：长期主义者的机遇之地

当下的孟加拉国，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充满活力却也面临转型阵痛。对中国企业而言，这里既有庞大人口带来的市场潜力、新政权迫切发展的政策红利，也有政治过渡期的不确定性、基础设施短板与国际竞争压力。正如孟加拉国中国商会负责人所言：“成功出海孟加拉，靠的是长跑而非冲刺。” 只有秉持长期主义，深入理解当地需求，尊重商业规则，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收获可持续的回报。对于有耐心、有韧性的企业来说，孟加拉国或许正是下一个“中国制造”的掘金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