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时代的理想化想象到殖民时期的工具化解读，西方对中国法的认知始终缠绕着 “法律东方主义” 的复杂脉络。这种认知并非对中国法的客观描摹，而是西方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以自身需求为镜，对东方法律文明的选择性建构与重塑。李栋在《东法西渐：19 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中梳理的七个历史阶段与四种 “法律东方主义” 形态，恰是这一过程的生动注脚。
一、启蒙时代的镜像：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的对立想象
18 世纪的欧洲，中国法首次以 “他者” 身份进入启蒙思想的辩论场，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认知范式。
伏尔泰代表的第一种 “法律东方主义”，将中国法视为 “超稳定文明的典范”。尽管他从未读过 1810 年才英译出版的《大清律例》，却通过传教士的碎片化描述，构建出一个 “德主刑辅” 的理想图景：中国法律不仅是治罪的工具，更能 “褒奖善行”，通过礼制与伦理的融合实现社会教化，其 “四千年一以贯之” 的连续性，成为批判欧洲司法混乱的利器。在他眼中，中国法的世俗性 —— 不谈死后奖惩、仅关注现世公正 —— 更是对教会法霸权的直接挑战。这种认知虽充满美化与想象，却意外推动了欧洲法典化运动，为世俗理性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了 “东方模板”。
孟德斯鸠则以第二种 “法律东方主义” 解构了这一想象。在《论法的精神》中，他将中国法定义为 “专制政体的工具”，其核心是 “恐怖统治”。与伏尔泰依赖传教士不同，孟德斯鸠的信息多来自在华商人 —— 这些因贸易摩擦屡屡受挫的群体，往往将中国法描述为随意、残酷的象征（如连坐制、大逆罪的模糊性）。他以欧洲 “三权分立” 为标尺，批判中国 “礼法合一” 导致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异化，认为地理条件与封闭体系使中国法陷入 “千年不变的停滞”。尽管其论述同样缺乏对《大清律例》的文本研读，却精准击中了专制体制下法律工具化的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