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的双方甜蜜合作，到2025年年底，平安一纸诉状的诉讼，中国平安与华夏幸福马上要对簿公堂，那华夏幸福，这个摇摇欲坠的环京房地产帝国，面临雪上加霜的困境，破产清算或是其唯一出路。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关键是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01
中国平安与华夏幸福，从程序博弈到司法对决
中国平安与华夏幸福之间的冲突，从一场围绕预重整程序的博弈逐步升级为公开的司法对决，其引爆点竟是一笔417万元工程欠款，债权人以此为由向法院申请华夏幸福预重整，这一举措直接触发了双方的激烈对峙。
平安系董事王葳通过登报发声，明确指责华夏幸福发布预重整公告的行为令其“完全不知情”，认为该操作严重违反了华夏幸福的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涉嫌程序违规。
而华夏幸福董事冯念一则迅速作出回应，援引《上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第9条的规定据理力争，强调预重整申请的发起主体存在明确区分，债权人主动申请的预重整无需经过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仅有上市公司自身主动提出预重整申请时，才需要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双方的争议焦点表面聚焦于程序合规性的认定，实则暴露出我国预重整制度立法缺失所导致的权限划分模糊这一核心问题。
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中并未明确规定预重整程序，实践中该程序的推进主要依赖各地方法院的探索性实践，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和操作标准，形成了“无法可依”的灰色地带，这也为双方的争议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从华夏幸福的财务状况来看，其经营困境已到了难以逆转的地步，2025前三季度净亏损近百亿，累计亏损超600亿元，净资产已转为负值，同时面临着240亿元债务逾期的巨大压力，资不抵债已然成为既定事实。
而在资产端，华夏幸福的核心优质资产长期通过股权抵偿、信托抵债等方式持续剥离，原本的主营业务造血能力被不断削弱，如今已几近枯竭，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遭受重创。
在此背景下，华夏幸福积极推进预重整，其核心意图在于借助司法程序的强制力，统一众多债权人的意见，打破债务重组的僵局，但这一举措必然会引发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
对于中国平安而言，其作为华夏幸福的大股东同时也是重要债权人，处境尤为微妙：若后续重整方案以债转股为主要偿债方式，平安所持有的华夏幸福股权将面临大幅稀释，而其剩余的108亿元风险敞口，在资不抵债且优质资产已被大量剥离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面临全额归零的风险。
这也正是平安对此次预重整程序强烈质疑的关键原因，一场围绕程序合规与利益分配的司法对决已然不可避免。
02
平安多维出击华夏幸福重组路径被封
平安的强硬干预源于巨额利益损失，作为华夏幸福的第一大股东和主要债权人，平安对华夏幸福的总风险敞口曾高达540亿元，尽管已累计计提了超过432亿元的减值准备，但仍有108亿元的剩余债权暴露在风险之下。
让平安尤为焦虑的是，华夏幸福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若后续重整方案以大规模“债转股”为主导，平安的剩余债权可能被迫转换为价值几近归零的股权，其作为现有股东的权益也将被大幅稀释。
更令平安担忧的是资产处置的公平性，例如2025年华夏幸福以2元总价向地方国资转让估值数百亿的资产，用以抵偿对廊坊银行的债务，此类被指“不公平”的交易方案加剧了平安对剩余优质资产被定向输送的疑虑。
为此，平安发动了多维度、立体化的反击。在程序层面，其董事的公开质疑直接挑战华夏幸福预重整公告的法律效力。
在司法层面，平安人寿与平安资管已将华夏幸福及其董事长王文学诉至上海金融法院，案由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该案定于2025年12月17日开庭审理。
此举战略意图明确，即试图通过确认仲裁条款有效性，为债权纠纷开辟独立于预重整程序的法律路径，并争取在更具中立性的司法管辖地进行博弈。
在债权层面，平安利用其作为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主席单位的身份，推动通过了授权其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华夏幸福进行专项财务尽职调查的议案，旨在核查资金流向和资产处置的透明度，为在未来的重整方案表决中争取主动。
尽管华夏幸福以“配合法院指定临时管理人”为由，表示“无法定义务配合”此次尽调，但平安通过债委会平台凝聚了其他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力量。
这场错综复杂的纠纷，本质上是资不抵债的华夏幸福希望借助司法重整的强制力统一债权人意见以求再生，与最大股东兼债权人平安为守护自身巨额残余资产价值、避免其在可能不公平的重组中被进一步侵蚀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
03
重组条件基本丧失破产清算或成唯一归宿
在当前平安强势介入、华夏幸福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各方利益难以调和的多重因素叠加下，华夏幸福通过重整实现再生的基础已基本丧失，破产清算正成为其最可能的终局。
这一结局源于几个无法突破的结构性障碍。首先，中国平安作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兼最主要债权人之一，其坚决反对的态度形成了实质性的“一票否决”。
平安不仅通过其派驻的董事对预重整程序提出公开质疑并向监管部门投诉，还作为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的主席单位推动对华夏幸福进行独立的专项财务尽职调查。
更为关键的是，平安已就“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将华夏幸福及董事长王文学诉至上海金融法院。
其次，华夏幸福自身的经营能力已经枯竭，完全丧失了吸引外部战略投资人或获得新增融资的能力。
公司的财务指标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7.38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96.44%，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暴跌72.09%，净亏损高达98.29亿元。
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这样一家严重资不抵债、持续巨额亏损且现金流枯竭的企业，已无法给予潜在投资人任何信心。
此外，预重整程序本身从启动之初就伴随着巨大的合规性争议。平安系董事王葳直指公告发布“完全不知情”，违反了公司治理的基本程序。
尽管华夏幸福方面援引监管规则认为债权人申请无需董事会批准，但这种深刻的程序裂痕无疑给本就不稳定的重整前景蒙上了更厚的阴影。
最后，股东、债权人与管理层之间的信任已彻底破裂，共识基础不复存在。双方此前在“置换带”等资产处置方案上已存在严重分歧，平安在2025年10月减持华夏幸福股份的行为也被市场解读为明确的止损信号。这种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使得任何旨在平衡各方权益的重组方案都难以达成。
这场冲突已成为中国公司治理的反面教材，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失控，而没有互信的合作注定走向决裂。当“平安”不再平安，“幸福”也无幸福可言，控制权博弈的代价是两败俱伤。
04
从规模竞速到存量深耕，平安与华夏幸福有望重整迷途
当高杠杆的神话与现金流的现实迎头相撞，华夏幸福与平安从握手到放手的历程，便成为映照整个中国地产时代转型阵痛的一则缩影。
华夏幸福所代表的，是“高杠杆+土地信仰”的传统开发范式，其产业新城模式依赖于前期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并通过后续住宅销售实现资金回正与利润回流。
这本质上是一场与周期共舞的资本游戏，一旦房地产市场步入下行通道，住宅去化放缓，紧绷的资金链便迅即暴露其脆弱性。
而平安所追寻的，则是“低收益+现金流”的长期运营逻辑，其战略转向康养、长租公寓、医养结合等领域，正是从依赖土地增值的开发周期，跃入依赖稳定租金与服务的运营周期，这与保险资金对长期稳健回报的属性要求高度契合。
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范式在同一时空相遇、交织乃至碰撞，其断裂并非偶然，它实质上宣告了以“土地—金融—政府”三位一体为引擎的规模扩张时代走向终结，也标志着中国房地产行业从追逐“规模红利”的上半场，正式步入以“存量出清”与模式重构为特征的下半场。
然而，转折之中亦孕育新机，当前的政策环境已发生显著转向，国家层面持续释放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信号，无论是“因城施策”优化调控，还是设立数千亿级专项资金用于保交楼与行业贴息，都旨在为市场企稳与风险化解创造空间。
与此同时，华夏幸福自身的债务重组也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其累计实现的近两千亿元债务重组规模，本身已成为行业内重要的化债参考。这构成了双方重新对话的现实契机。
若能超越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平安与华夏幸福或可在新的政策与市场语境下探索二次协同。例如，将华夏幸福持有的部分存量资产，通过改造升级转化为与平安战略契合的养老社区、长租公寓或健康服务中心，这既能帮助华夏幸福盘活资产、缓解债务压力，又能为平安的“金融+生态”布局提供具备稳定现金流的实体资产承载。
更为关键的是，华夏幸福正力图从过去的“资源驱动”转向“服务驱动”，从“甲方开发者”转型为“乙方运营服务商”，这种轻资产、重运营的能力转变，恰恰与平安的生态战略存在潜在的互补空间。
倘若双方能够携手，共同走通一条“存量资产盘活+商业模式转型”的新路，那么这场曾经的“不适配”危机，便有可能转化为一个极具示范意义的商业样本。
它不仅能为众多陷入债务困境的房企提供一种化解风险、重塑价值的参考路径，更能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整体从开发周期迈向运营周期的历史性转型，提供一个鲜活的、可操作的实践注脚，从而在“存量出清”的新纪元中，重新定义金融与实业、资本与产业之间良性共生的可能。
总体来说，这场冲突已成为中国公司治理的反面教材，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失控，而没有互信的合作注定走向决裂。当“平安”不再平安，“幸福”也无幸福可言，控制权博弈的代价是两败俱伤。
文章图片来源：华夏幸福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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