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经济：从“被低估”到“不可忽视”的转身
5月30日，《华尔街日报》以“印度经济增长迎难而上：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实现一年以来最高季度增长”为题，报道了印度1 - 3月经济增速达7.4%，高于上一季度的6.2%，创下一年来的最佳季度增长记录。日本野村证券报告指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因美国关税不确定性导致工厂活动放缓时，印度5月新出口订单增幅达三年来最高水平之一，制造商收到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的强劲需求。尽管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首席执行官曾高调宣布“印度经济体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后被“打脸”，但“赶日超德”或只是时间问题。

过去十年，全球技术扩散加速，印度凭借独特优势承接了这一波产业转移。从中美贸易博弈、“中国 + 1”战略到欧美外资多元布局，印度站上风口，不再是过去被视作“小丑”的形象。其在手机、制药、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承接，正逐步激活本土创新原动力，形成“技术扩散—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二、技术扩散：印度产业升级的关键驱动力
（一）产业承接：从“接盘”到“升级”
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变化中，中国部分产能和中端制造环节外溢，印度成为受益者。以手机产业为例，2018年印度手机进口额达21亿美元，2022年手机出口额达110亿美元，98%的手机实现本土生产；2019年全球约99%的iPhone由中国制造，2023年这一比例降至87%，其中约13%在印度组装（富士康印度工厂贡献超四分之三）。汽车领域，2024/25财年印度汽车整车出口量达536万辆（虽乘用车占比仅15%，多为两轮摩托车），总体增速高位；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量585万辆居全球第一，日本421万辆，印度凭借高关税政策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消费市场（年销量400万辆）。

（二）成功要素：人口、基建与政策协同
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提供了劳动力和消费市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如“India Stack”国家级数据平台）大幅降低交易成本。2009年前约一半印度人缺乏身份证明，无法享受基础服务；2016年底，基于生物识别的数字身份系统Aadhaar覆盖超11亿人（覆盖率95%），以此为基础推广的统一支付接口（UPI）降低了国内交易成本。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1年新增42家独角兽企业（是2020年的3.5倍），2022年新增23家，IT生态快速崛起。

政府通过“Make in India”和“PLI（生产挂钩激励）计划”等产业政策，鼓励高技术领域的本土制造与技术引进，为电子产品、太阳能、半导体、制药等行业提供税收、土地和补贴支持，对冲制度性短板，增强外资信心并引导本土企业参与。

（三）扩散路径：“复制 + 适配 + 消化”的本土化创新
印度展现出与中国相似的技术升级路径：技术以外企投资或合作形式落地，本地工厂与团队模仿学习，利用本地材料、工程师调整流程，最终通过开放技术生态形成部分本土化创新与再投资。如塔塔集团与中国台湾企业合资建厂涉足芯片，2025年生产出第一颗自研芯片（每月5万片晶圆）。这种“技术扩散—产业复制—技术消化”的链条，在智能手机制造（从纯组装向零部件制造、软件优化升级）、制药行业（从仿制药到疫苗自主生产再到原研药探索）、可再生能源（引入设备后自主推进太阳能电池制造）、数字平台（本土创新如UPI支付系统反向影响他国）等领域成效显著，推动制造能力提升与技术本土化演进，为自主创新积累基础。

三、技术创新：从经济拉动到生态重构的跃升
过去十年承接的技术与产业不仅为印度经济注入直接动能，更激发本土创新原动力，形成良性循环。经济层面，制造业本地化与技术驱动型行业扩张带动就业、投资和出口提升。南印度诸邦（如泰米尔纳德、卡纳塔克、安得拉邦）吸纳中技能劳动力，制造业岗位承接农业人口转移；印度连续多年吸引全球外资流入前列（2023年超700亿美元，集中于芯片、电子、生物医药等高技术行业）；出口产品结构优化，IT与制药合计占全国出口三成以上。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例，其形成多个产业集群（汽车及零部件、压铸、针织品等），超130家《财富》500强企业运营，外资持续涌入，苹果供应商康宁与本土企业合资建厂、越南VinFast投资设厂均体现其吸引力。

企业层面，部分印度企业从“技术接受者”向“改良者”转变。通过合资、与OEM合作获得初步能力，在适配过程中理解生产标准与流程，进而在细分领域优化。如本土电子制造服务商掌握SMT贴片、自动化测试等核心流程；生物医药企业Bharat Biotech和Serum Institute实现疫苗生产后迈向mRNA平台与原创分子研发。初创企业更展现出“脱胎换骨”的跃升，结合本土市场痛点进行再创新，如Reliance Jio自建5G生态并销售本土自研5G堆栈技术，Byju’s借助数字教育技术拓展海外用户，Zomato、Udaan、Razorpay等深耕本地场景走向国际市场。这些企业不再依赖原始技术来源，而是在制度、用户习惯、数字生态等领域创新，标志着印度正从“仿制经济”走向“混合式创新”中段阶段，技术扩散重构了创新信心与技术生态。

四、发展隐忧：人口红利转化与制度瓶颈
尽管前景向好，印度发展仍面临挑战。2024年6月4日大选结果显示，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议席大幅减少，背后原因在于经济结构问题——创造就业岗位能力较强的制造业未充分发展，多数国民未切身感受经济增长。劳动力虽年轻，但识字率（76%）与劳动参与率（不到50%，女性仅20%）偏低，非正规经济比重高，大量年轻人沉淀在农业和非正规部门，难以转化为中高端制造业劳动力。

基础设施滞后制约经济发展，70%的道路为乡村级别，电力系统碎片化、用电成本高，港口体系缺乏深水泊位，“缺电、缺路、缺地”困局限制“印度制造”梦想实现。居民收入不足导致购买力低下，世界银行推测2021年生活在“贫困”状态（每人每天3.75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达46%，虽较10年前有所下降，但仍影响消费和就业。当前经济增长集中在城市、IT与金融服务领域，需同步优化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形成更广泛增长基础。未来能否实现跃升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持续改革将“人口红利”转化为“生产&消费红利”。

回望东亚发展经验，没有国家靠“风口”一蹴而就，真正的腾飞依赖长期主义、制度变革与产业耐心。印度已站在全球制造格局重构的重要节点，具备成为“下一个经济大国”的底层条件，若能持续释放制度红利、推动技术与人才同步升级，其未来值得期待。我们应摒弃情绪化认知，客观看待印度的发展态势与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