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重新定义甚至设计“我”，科技究竟该不该推进，又能否继续无畏前行？这一深刻问题在虎嗅F&M创新节现场的《我是谁，我还能是谁》圆桌讨论中引发了热烈交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教授发出了警醒之问：若意识脱离身体，那还是“我”吗？当技术发展呈现出不可逆的惯性，谁来为技术的边界负责？倘若赋予AI“造物主”的地位，人类是否会陷入普罗米修斯式的羞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百川智能创始人王小川、脑虎科技创始人陶虎、涌源合生联合创始人孟凡康三位嘉宾对AI满怀宏大愿景。王小川视AI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断言“未来的人类历史将与AI共同书写”；陶虎坚守“大脑作为人的核心”，致力于用技术增强人的主体性，确保人类在智能竞争中不被淘汰；孟凡康则借助合成生物学，展现了生命未来的广阔天地，引发人们对“人类是否仍是自然所定义的‘那个人类’”的深入思考。

在主持人纪中展的步步追问下，四位嘉宾的讨论层层深入，将这场关于科技与人性的探讨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科技浪潮中，“我”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重塑

主持人纪中展感慨，三位嘉宾分别从AI医疗、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学三个方向展示了生命突破的惊人成果。AI医疗拓展了生命的边界，脑机接口延伸了大脑和心智的边界，合成生物学则开拓了生命创造的边界。王小川致力于为人类造医生、为生命建模型；陶虎专注于重塑生命，突破人类生存与认知的边界；孟凡康则大胆尝试重写世界、设计大脑。这一系列创新让纪中展既兴奋又迷茫，不禁发问：在被如此重塑重构设计之后，“我”还是原来的“我”吗？“我”究竟该如何重新找回自我？

（一）王小川：医疗AI带来的人机边界困惑

王小川相对而言观点较为保守，他表示至少没有触及对人的本质进行重写。然而，投身AI医疗领域后，他深感困惑。自2023年涉足AI医疗，他敏锐地意识到AI正逐渐融入社会，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机之间的边界问题，尤其是“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将愈发严峻。他甚至大胆预测，往后人类的历史或许所剩不多，因为人类将与AI携手共同书写历史。

他认为“为人类造医生”只是阶段性目标，旨在让人类在精神和肉体上获得更大自由。如今AI主要是在“修理”人，未来可能会转向“修理”机器人，甚至应用对象还会有更大的变化。他提及2023年底在知乎上发布的帖子引发争议，将自己比作“程序员是自己的掘墓人”，如同马克思所说“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如今，不会写程序的人也能借助AI编写并运行程序，这表明人并非永远强大到能让AI始终充当仆人或工具，AI终将超越人类，而人类将与AI共同创造一种全新的文明。

（二）陶虎：脑机接口与大脑的核心地位

陶虎坦言曾痴迷于长生不老，但他发现历史上长生不老术多聚焦于肉体改变，却鲜有人从“人本身活下去”的本质角度去思考。他认为意识相关话题过于玄虚，转而关注更为基础的问题。他指出，人类疾病大致可分为两类，除大脑以外的疾病，如骨折、缺胳膊少腿等，可通过医疗器械进行修补，且人们不会质疑其“人”的身份；然而，一旦对大脑动手脚，人们就会立刻质疑“你还是不是人”。由此可见，大脑在“定义人”的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地位。

陶虎强调人类大脑具有两大显著特征：其一，它是功耗比极高的超级计算机，远超现有的npu、gpu、cpu。例如，人早上进食后，大脑仍能持续思考，而若依靠算力实现同等思考能力，能源问题将成为巨大挑战。其二，尽管当前各类“类脑”架构都在学习大脑，但他认为这些努力仅仅触及皮毛。人们一直担忧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这种担忧基于两个假设：一是认为人的大脑不会再进化，他对此并不认同；二是基于过去认为爱因斯坦大脑只用了30%、普通人用20%就很出色的观点，但实际上大脑的利用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通过脑机接口不断探索大脑，激发未使用区域，虽整体使用呈线性增长，但由于大脑强大的网络连接，其性能将呈指数级提升。因此，他并不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智能，更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人机结合，且始终坚持人类智慧应占据主导地位，由人类决定与何种人工智能合作。

陶虎表示自己时刻准备植入脑机接口，因为他坚信无论是脑机接口还是其他技术，人都应处于主导地位，外界技术都应为人所用。他积极支持将大脑接入网络，以自身为例，称自己性格急躁，正常语速下信息传递有限，但借助脑机接口，原本15分钟的内容可在两分钟内分享完毕。他认为，脑机接口的意义不仅在于疾病修复或功能替代，更重要的是提升大脑与外部世界信息通道的带宽，使其更加可靠、高效、多维。

当被问及意识备份升级迁移后保存的是否还是原来的自己时，陶虎表示不确定。他解释称，从工科角度看，数字生命包含“数字”和“生命”两个关键要素。一种可能是AI产生自主想法，另一种则是将既有意识备份并存储在云端。但无论采用何种技术路线，将大脑与外界数字技术相结合都至关重要。

（三）孟凡康：合成生物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孟凡康探讨了合成生物学对人类本质的影响。他认为合成生物学既可能让人类成为更健康的“人”，也可能使人类不再是自然所定义的“那个人类”。

从积极方面来看，合成生物学有望解决诸多人类疾病问题，让癌症消失，改善肠道健康，提升生活舒适度，还能通过设计的药物或细菌疗法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等。这表明合成生物学能够让人类成为更健康的人。

然而，合成生物学也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变化。他指出，在生物学中，DNA由4种物质（ATCG）组成，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DNA是生命的底层代码，蛋白质负责任务执行。他质疑为何只能局限于4种和20种，能否实现突破。例如，若设计出由100种氨基酸组成的物质，通过合成生物学掺入更多不同种类的氨基酸，组织空间将变为100的100次方，这将极大地拓展人类进化的可能性。当AI助力设计更多功能蛋白时，生命本身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甚至有可能在极端环境中生存，如火山口地下的超高温热泉，甚至为拓展星际文明提供可能。

但他也着重强调，这些技术必须在现有的道德框架和法律框架下实施。例如，某些毒蛋白具有致命危险，明显超出伦理道德和法律框架，这是必须警惕的。

二、AI洪流下，人的存在本质面临重新审视

主持人纪中展进一步引导讨论，询问胡泳老师从哲学和社会学视角如何看待人的存在、意义以及人类主导权的坚守。

（一）胡泳：科技冲击下对人类本质的反思

胡泳表示，在当今时代，每个人都不得不成为哲学家，因为人工智能将人们带入一个全新的场景，促使每个人重新思考作为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并不认同几位嘉宾的超人类主义或后人类主义观点，即认为通过科技加持，人能从普通人转变为超人，甚至创造出非人的物种。

他从两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不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仅仅依赖于脑子，人们可能低估了身体的重要性。他以阿尔茨海默病人为例，这类病人记忆受损，但身体依然存在。若仅因记忆、意识、心理活动来判断，当亲人的记忆被打断，难道就能否定其作为“这个人”的身份吗？这表明我们忽视了身体与智能的紧密联系，以及身体在人的同一性中的关键作用。此外，他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过度将资源集中于大脑，导致脑容量比其他物种更大。但进化出如此强大的大脑究竟为了什么？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看，大脑的进化是为了促进交流、合作、社交互动等。然而，如今人们愈发原子化，彼此缺乏合作与交流，即使身处一个能提供一切所需的小环境中，也无需与他人建立联系。因此，即便人脑进化得再出色，也不能忘记其进化的初衷。

（二）嘉宾回应：不同视角下的思考

陶虎对胡老师的观点表示理解，并从历史和现实角度进行了回应。从历史维度看，信息传递、存储和交流的效率一直是推动科技、经济乃至文化文明进步的关键因素。从古代的甲骨文、书信，到现代的电话、多媒体，信息交互效率的提升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现阶段，人类文明的瓶颈在于人本身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速度跟不上硅基发展的速度，这正是人们担忧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原因之一。

他强调，即便不考虑将正常人变成超人，仅从帮助病人恢复正常人的角度出发，从大脑入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有大量渐冻症、高位截瘫、偏瘫、失语症患者，脑机接口技术能够帮助他们恢复或部分恢复交流、情感和工作需求，这对庞大的患者群体而言意义非凡。

王小川则认为陶虎和孟凡康的观点具有拯救人类的意义。他指出，当前硅基进化迅速，硅基已能像人一样交流、思考、认知世界甚至改造世界。在人脑与身体的重要性方面，他更倾向于大脑。如今，许多原本由人决策的角色逐渐由AI承担，如导航软件规划路线，实际上是由机器做决策，人执行，人们不知不觉中将决策权交给了AI，未来这种趋势将愈发明显。

他提醒人们，很多人认为AI不行是因为没有将其视为具有完整能力的人，仅给予少量关键词，AI自然表现不佳。实际上，不仅要为AI提供上下文，还需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当前AI领域既面临巨大机遇，也隐藏着巨大挑战，人类开始让渡决策权，沦为单纯的执行者。他内心对机器可能优于人类感到悲观，担忧若世界上超过50%的决策由机器做出，究竟谁将掌控这个世界。他希望人类与AI能够携手共进，而非走向极端，只剩下AI。

三、人类控制AI，还是AI控制人类？——主导权的激烈辩论

（一）胡泳：“负责任的生命设计”的悖论与担忧

主持人纪中展进一步询问胡泳，从“我，重新成为我”的命题出发，三位嘉宾的分享主旨——为生命建模型、重塑生命、设计生命，其区别何在。胡泳提到，在ChatGPT出现后，美国人工智能界传阅《原子弹出世记》一书，诺兰在拍摄奥本海默时也提及人工智能与原子弹诞生的相似性令人恐惧。

他认为社会发展中的巧合令人震惊，山姆·奥特曼与奥本海默生日相同，且奥特曼认为自己的计划可与曼哈顿计划相媲美。通过研读《原子弹出世记》，书中引用奥本海默的话表明，科学家进行科学发现并非因其有用，而是因其必然会被发现。这揭示了一个道理，很多事情一旦开启，便难以停止，如同潘多拉之盒。奥本海默承认研制原子弹是因为其在技术上存在“甜蜜点”，而辛顿等科学家也承认在科学上存在“甜蜜点”的技术就必然会被发现。

由此，他认为“负责任的生命设计”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旦开展生命设计，就难以做到真正的负责任，这与《原子弹出世记》的逻辑一致。他还指出，王小川对人类控制权的预期过于乐观，未来机器做决策的比例可能远超人们的想象，达到90%以上甚至99%。他以“阿拉伯人的帐篷”寓言为例，形象地说明人类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对局势的掌控。

（二）嘉宾回应：对人类与科技的信心与管控措施

陶虎表示，尽管过程中可能出现诸多错误，但他对人类充满信心。他认为“重塑生命”需要足够的耐心，帮助病人恢复正常甚至迈向超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反对让道德审判阻碍科技进步，但也不允许科技进步成为道德失控的借口。

孟凡康以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实际案例说明安全管控措施。他们建立了完善的生物安全筛选系统，当用户提交的DNA合成序列出现问题，如与自然界有害物质匹配，或通过AI设计避开常规障碍但与自然界无相似度（可能带来风险）时，系统将予以拒绝。此外，整个科学共同体也在积极行动，倡导更安全、合理的生命设计。他承认存在风险，但强调需要政策制定者、技术开发者等各方共同参与，共同设计保障措施。

王小川则对“人类”的定义提出了新的思考。他认为人类不应仅仅局限于肉身和脑子，科学家也不仅仅是由肉身和脑子构成，发表的论文和引用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往往将肉身视为“本我”，但当肉身脱离外部环境单独存在时，也不能称之为完整的人。如今人类与古人的差异并非在于DNA和肉身，而在于知识和观念的不同。因此，不应将人简单肢解为DNA、肉体或脑子，而应将AI视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不应对其心怀恐惧。就像对待外星人，不能仅关注其肉体，还应考虑其科技和沟通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了外星文明。所以，重新定义“何为人”后，应与AI对齐，将其视为人类的一种，它比猫狗更接近人类，是人类社会需要呵护的一部分，如同呵护一个baby。

胡泳则认为AI不太可能成为人们期望中的“baby”。他以弗兰肯斯坦的故事为例，指出当创造物成长后，往往会违背创造者的意志。在超级智能的视角下，生物间的差距微不足道，爱因斯坦与普通人在超级智能眼中可能并无太大区别，因为智能差距巨大。一旦超级智能完全超越人类智能，人类凭什么成为地球霸主，为何不能是AI？他警示人们要警惕这种好莱坞式的畅想，认为AI不太可能以人们期望的“baby”形象发展，这种观点并非他所乐见。

孟凡康分享了今年发表在《Natural》上的报告，报告显示AI大模型在一周内设计出了一个生物分子，而按照自然进化，该分子从最初蛋白质进化到现在的形态需要5亿年。他希望AI足够强大并与生物深度融合，能够帮助人类进化，适应环境。若AI能融入生命设计，将有助于更好地延续和拓展人类文明。

陶虎在聆听胡老师观点后进行了自我反省，他希望借助技术增强自身的共情能力和情商，而非仅仅专注于技术逻辑性和冰冷的一面。他认为共情能力是人的重要特质，情商应与智商同步发展。

王小川以生动的比喻阐述了自己对AI的态度。他认为人类如同生活在悖论之中，都希望生命得以延续，但终有一死，因此人们选择生育后代、捐献器官甚至牺牲自己来托举孩子。他对待AI也秉持类似态度，首先要创造AI，同时让人类更加健康，从而获得快乐，实现创造、健康和快乐的统一。

胡泳最后感慨，能够“死亡”的生命具有独特的意义，人不必追求永生。永生的意义何在？肉体的脆弱、生病和衰老是自然现象，无需刻意改造。人类常常自视为造物主，但一旦开始造物，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受控制，会按照其自身规律前行。当面对自己的造物时，人类可能会发现自己远不如造物，他将其称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羞惭”，并明确表示不希望AI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这场圆桌讨论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科技发展与人类自我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科技的滚滚洪流中，我们既要怀揣对未来的憧憬，积极探索科技的无限可能，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慎思考科技对人类本质、存在意义和主导权的影响，以确保科技始终服务于人类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