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特朗普政府推出了2027年度财政预算，依据该预算，国防开支将大幅提升到1.5万亿美元，增幅44%；而其它开支将缩减10%。在科研领域引发广泛关注的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也将面临10%的经费缩减。

经历了动荡的特朗普2.0第一年后，再减少10%的经费，美国生物医学是否即将玩完，或许是不少人的疑惑。但这里必须明确：尽管特朗普正通过多种方式削弱美国在生物医学领域的优势，但缩减NIH经费并非主要威胁——原因很简单，这种经费削减根本不可能落地。

核心症结：预算决策权在国会，而非白宫

依据美国宪法，制定预算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国会手中。每年政府提出的预算，比如特朗普政府最近发布的2027年预算，仅代表执掌行政权的联邦政府的执政理念与财政期望，不具备最终法律效力。

这一关系可以通俗理解为：你向老板提议办公室添置按摩椅、跑步机，提议内容全凭你的想法，但最终办公室如何布置，决定权在老板手中；若你的提议被采纳，并非因为你想法合理，而是恰好与老板的需求契合。同理，白宫提出的预算，只是联邦政府鼓励国会参考的“建议”，这份建议能否生效，完全取决于国会是否认可白宫的思路。

这一点在美国国防领域已有明确例证。如今美国有2个航母战斗群参与伊朗战争，而美国海军之所以能维持11艘在役航母，并非海军或国防部主动提出需求，而是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海军必须维持至少11艘在役航母，少于这个数量必须寻求国会特许。即便在2013年，有共和党议员提出修正案希望将航母数量降至10艘，也被众议院以318票对106票否决，足见国会在预算与政策上的绝对主导权。

伊朗战争中，伊朗击毁美国一架1992年停产的E-3预警机，美国空军曾在2026财年预算中提出取消新一代E-7预警机的研发，认为无需浪费经费。但最终国会否决了空军的决定，拨款11亿美元要求其继续推进E-7项目。

NIH的经费分配同样遵循这一逻辑。特朗普政府可以提出削减NIH 10%经费，甚至提议关停NIH、将经费转投国防或其他领域，但这些想法唯有获得国会同意才能落地——而这恰恰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

关键原因：NIH与国会的共生关系，使其成为“不可削减”的特殊存在

NIH作为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资助机构，在美国政府部门中极具特殊性，其与国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这也是国会坚决反对削减其经费的核心原因。

首先，NIH经费的分配直接惠及国会议员的选区利益。据统计，超过8成的NIH经费以科研基金的形式，拨付给全美各地的大学、研究所，用于支持疾病研究、临床 trials及各类医学突破。这意味着，联邦政府拨给NIH的经费，并非用于供养华盛顿特区的官僚，而是回流到各位议员的选区，直接支持当地高校发展、保障科研人员就业、带动地方经济活力。对议员而言，削减NIH预算等同于损害自身选区的利益，必然会遭到选民的反对，这是其不愿也不敢做的事。

其次，NIH的研究方向与公众利益深度绑定，获得跨党派与全民支持。尽管NIH的部分基础研究（如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副总统候选人Sarah Palin曾嘲讽的果蝇研究）容易被攻击为“无用浪费”，但绝大多数经费都用于与疾病治疗直接相关的研究，涵盖癌症、痴呆症、艾滋病、 cystic fibrosis等高发疾病的临床试验与新药研发。

近期民调显示，美国各政治派别均对联邦政府资助医学研究、改善公共卫生持压倒性支持态度。对国会议员而言，支持削减NIH经费，无异于被对手贴上“剥夺患者获得新药、新疗法希望”的标签——试想，竞选对手只需走进当地儿童医院，握着癌症患儿的手向媒体表态，就能轻易赢得选民同情与支持，没有任何议员愿意陷入这样的政治被动。

这种共生关系在近期已多次显现：去年特朗普政府提出削减NIH 40%经费，国会不仅直接否决，还为其增加了4.15亿美元拨款；2027年预算提案发布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Susan Collins第一时间表态，称削减NIH经费“不合理”；就在预算发布前三天，NIH主任Jay Bhattacharya还与共和党议员Dave McCormick一同参观宾夕法尼亚大学癌症实验室，McCormick在现场盛赞实验室的免疫细胞治疗成果，并公开承诺反对任何削减NIH经费的举措。

补充背景：白宫与NIH的内部分歧，进一步削弱削减可能性

除了国会的坚决反对，白宫与NIH内部的分歧，也让经费削减提案难以推进。特朗普政府的预算主管Russ Vought是削减NIH经费的主要推动者，他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同一职务，此次试图通过预算工具严控政府开支，但NIH主任Jay Bhattacharya的态度与之截然不同。

尽管按照惯例，政府机构负责人需向国会捍卫总统预算，但Jay Bhattacharya的实际行动早已表明立场：去年，在Vought试图削减4000多个NIH岗位时，Bhattacharya并未执行，最终未裁撤一人；他还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表示，NIH虽在疫情期间失去部分公众信任，但解决之道是“提供更好的治疗、更有效的疗法、更高的薪资，预防疾病”，而非削减经费。

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Sudip Parikh也直言，Bhattacharya对NIH的发展愿景，与Vought提出的预算方案完全不符，“预算流程与科学领导力之间存在脱节，很难想象这与美国追求科技竞争力、打造科学黄金时代的目标相契合”。

真正威胁：并非经费削减，而是学术生态的破坏

需要明确的是，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生物医学的真正威胁，并非单纯的经费多寡，而是其对科研生态的破坏。具体而言，包括随意改动科研经费的评审程序、标准与发放规则，对科研项目大搞政治审查，随意给部分研究扣上“觉醒（woke）”的帽子并试图中止拨款，甚至威胁停止对部分高校的资助；此外，其推行的反移民举措，也严重影响了美国对全球顶尖生物医学人才的吸引。

事实上，美国生物医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并非仅依靠财政支持，更依赖自由的学术氛围与对全球人才的包容性。正如业内人士所言，对政府而言，钱是可以“印出来”的，但健康的学术生态、顶尖的科研人才，却是无法通过金钱快速复制的——这才是特朗普政府举措对美国生物医学领域最深远的损害。

参考资料：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6/04/11/trumps-budget-hawk-is-still-trying-to-slash-medical-research-congress-is-saying-no-00866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