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结束访华行程回国。几乎没有停歇，他便前往黑森州，出席一年一度的“政治圣灰星期三”活动。

在长达50分钟的演讲中，

他语气罕见地激烈：

“如果你去一趟中国回来，你就知道了。实行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每周四天工作制，德国的长期繁荣根本无法维持。我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

这不是他第一次批评德国人“工作太少”。

年初，他就公开表示，四天工作制和过度强调工作与生活平衡无法支撑经济繁荣，还点名病假率过高、职业道德问题。

这番话迅速引发争议。

因为它触碰到的，不只是工时问题，而是德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福利、劳动、国家竞争力与公平感。

作为一个曾在国内和德国都工作的“新留子，我想聊聊自己的看法。

01

德国真的“工作太少”了吗？

德国每周平均工作时间约34小时，在欧洲偏低。但德国长期以来依靠的是“高效率、高附加值”的发展模式，而不是“长时间劳动”。

问题在于，当全球竞争加剧，当制造业外移，当能源成本上升，当人口老龄化加速——这套模式是否还足够？

默茨在访华后说那句“去中国看看就知道”，显然是在做对照。

中国的产业速度、规模能力与执行效率，确实让欧洲感受到压力。这不是简单的“谁更勤奋”，而是两种发展逻辑的碰撞：

一种强调速度与规模；

一种强调制度与平衡。

默茨担心的是：德国是否正在慢下来。

今年德国计划修订《工作时间法》，将“每日最高工作时长”改为“每周最高工作时长”。

支持者认为这增加灵活性；

反对者担心这削弱劳动保护。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多干几小时”，而在于：激励是否合理？如果延长时间却没有提高效率，问题不会解决。如果改革没有兼顾劳动保障，社会信任会受损。

而今天德国的压力，不只是经济周期的波动，也是在为过去十年的开放政策承担整合成本。

02

福利国家的历史账单，终究要结算

德国是高税收国家，许多普通家庭承担着沉重的税负与社保缴费。

2015年，时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提出“Wir schaffen das（我们能做到）”，德国大规模接收难民。

那一刻，德国选择的是道义与开放。

德国在过去十年间接收并安置了数百万寻求保护的难民与避难者，成为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

据官方综合统计和研究数据显示：

2015–2016年以来约有约120百万首次申请庇护者来到德国，他们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冲突地区，这是“难民潮”高峰时期的重要阶段。

十年来（截至2024年底）约有约330万寻求保护的人在德国登记居住，包括正式获得难民地位或暂时保护的群体。

按欧盟统计局数据，从2015年到2024年德国收到的首次避难申请约达260万份。

我周围也有不少同事得益于德国的“庇护”，在这里学习工作，成为新的纳税人。但仍然有很多人会选择不工作，依靠德国的福利生活，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我爱人正在上德语融合课，班里有不少难民。他们来到德国后，确实得到了系统性的支持：免费住房、免费语言课程、每月补助、医疗保障……

我们认识的一位朋友，他是四五年前从乌克兰以难民的身份来到德国，目前一个人住在42平的公寓里，房租政府承担，德语课免费，每月有补贴。

他来德国的这四五年里，一直都没有工作，理由很现实：一旦上班，福利取消；而能找到的初级工作，收入还不如补助，用他的话说：

“算下来不划算。”

今年年初收到德国政府的信件，德国政府向部分长期未就业者发出通知：如果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遣返风险，但仍然给三年缓冲期。

从那以后，他开始认真学德语、考驾照。他说想开大卡车，培训费用7000欧，他觉得太贵，结果，Jobcenter全额报销。

他现在真的是更加主动积极融入，可能也是因为在德国生活了这几年，真的让他舍不得离开吧。

从这个事上，我们也能看到福利国家最复杂的难题：如何在保障尊严的同时，不削弱动力？当工作收入低于福利收入时，制度就会产生逆向激励。

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机制问题。大多数人并非懒惰，而是在理性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路径。

03

纳税人的焦虑

当德国纳税人看到有人长期停留在福利体系中，就会产生很多焦虑：

我们的付出是否有期限？

整合是否有时间表？

国家是否有清晰规划？

真正让人不安的，不是帮助本身，而是“不确定”。如果政府明确：

三年内完成语言与职业培训

五年内达到就业率目标

未达标如何处理

估计社会的不满会下降很多。

纳税人不是不愿意帮助别人，

他们只是希望看到结果。

默茨在演讲中提到，德国移民数量下降近60%。他还说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通话时，对方表示非常惊讶。

可以看出德国在向内外传递“我们正在控制局面”。他表示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会依靠北约维护开放社会。

这是一种中间路线——既回应焦虑，又避免极端。但真正的挑战仍在内部。

问题的核心，不是“养不养”，“工作的人养着难民”这种表达虽然有情绪共鸣，却过于简化。

宏观来看，德国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速、技术岗位空缺、护理与物流行业缺人……

如果整合成功，难民会成为纳税人。问题在于整合效率。短期支出不可避免，长期回报取决于制度设计。

真正需要优化的，是“激励阶梯”。

03

德国现在正站在转型期

能源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人口变化、全球竞争——每一个变量都在重塑这个国家。

默茨强调“多工作”，是一种危机叙事。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仅仅来自工时长短，它来自：教育质量、技术创新、制度效率、社会信任……

如果改革只停留在延长时间，而不触及结构问题，效果有限。如果福利没有时间表，信任会被消耗。如果努力没有回报感，动力会减弱。

德国真正面临的问题是：

不是要不要内卷，而是德国能否在保持社会保障核心价值的同时，提高效率？能否既包容，又清晰？能否既保护弱者，又激励自立？

这，也是现代福利国家最难的平衡。

一个社会可以慷慨，但不能模糊；可以包容，但必须清晰。福利可以托住一个人的尊严，但不能替代一个人的方向。

当制度开始鼓励等待，而不是鼓励前行，国家的活力就会慢慢流失。而纳税人真正想看到的，从来不是减少帮助，而是看到帮助最终变成自立。

当“多工作”成为口号时，我们更该追问的不是时间够不够，而是方向对不对。

一个国家真正的竞争力，不是让人民工作到极限，而是让人民在愿意努力时看到希望。

一个国家可以在危机中选择慷慨，但必须在和平中学会算账。德国在2015年的选择，是历史上难得的善意，它承载着人道主义精神，也为无数寻求庇护的人提供了新的生活机会。

然而，十年过去，当这些善意的成本集中显现，财政压力、社会焦虑和制度摩擦都提醒着：

“施之以仁，必责以礼”，国家的善意必须与制度约束并行，才能让社会既包容又有秩序，让每一份的付出都不被浪费。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索取，而是共同承担责任。善意需要边界，努力需要回报，制度需要智慧。

只有当这些力量平衡时，个人的尊严才能被守护，社会的活力才能被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