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征税上热搜?重点根本不是那几块钱

日期:2025-12-04 15:08:12 / 人气:7


2025年1月1日起,中国延续超30年避孕套等避孕用品免税政策终结,恢复征收增值税,这意味着相关产品市场价格可能上涨,消费者购买成本增加。此政策源于新《增值税法》取代1993年旧条例,取消了对避孕药具的免税条款。当年免税是为配合计划生育政策降低避孕成本,如今政策意图转向鼓励生育。
依据新《增值税法》,一般纳税人销售此类产品按13%税率缴税,小规模纳税人按3%征收率计税。政策调整背后,是我国人口形势与税制优化的双重变化。随着市场成熟,避孕用品供应充足,行业规模预计2025年超220亿元,不再需要税收扶持。取消专项免税有助于税制公平,还能让财政资源更多投向育儿补贴、托育服务等生育支持领域。对消费者而言,因增值税可抵扣,产品实际涨幅预计在5% - 10%,普通家庭每月相关支出预计增加不到10元,基本不影响日常使用,相关部门也会对特殊群体提供必要保障。专家指出,此举旨在将避孕用品与普通医疗产品税收拉平,是构建鼓励生育环境的一环。
消息公布后,网络反应激烈。许多网友质疑政策逻辑,认为“连避孕套都嫌贵的人,更养不起孩子”,担忧会增加意外怀孕和性传播疾病风险。但消费数据显示,即便继续免税,中国避孕套市场规模也已连续四年萎缩,相比2020年缩水了四分之一。不少年轻人表示新规对自己影响不大,因为“没有性生活,自然不用买”。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一代性活跃度下降,经济压力下,亲密关系被许多人暂时搁置,这反映出家庭与个人在经济下行期优先保障生存安全的心理,爱情与性成为可“合理牺牲”的部分。

政策逻辑的嬗变

三十年前,中国受巨大人口增长惯性推动,“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社会资源、舆论和政策工具都围绕此目标配置。对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税,是这一政策体系中的精巧一环,其逻辑是消除阻碍政策执行的成本因素,让避孕无经济负担,以最低社会摩擦实现限制生育目标。
如今,人口形势和生育政策口号都已改变,恢复征税并非指望靠几块钱的涨价让人放弃避孕去生育。养育孩子的成本高达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与一盒避孕套因税收增加的几元零钱不在同一数量级,这不可能成为影响个人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
这一“增税”动作首先是一场“政策大扫除”,将避孕用品从承载特殊国策使命的“政策工具”清单中移除,放回普通商品货架,标志着以“限制”为核心、配置资源(包括税收优惠)的旧范式终结。同时,新税法对托儿所、幼儿园、养老等服务机构给予税收减免,“一增一减”勾勒出新时代轮廓,政府试图构建从婚前鼓励、生育支持到幼儿抚育、关联养老的“全生命周期”政策生态,思路从“管住不想让你做的”转变为“支持你希望你去做的”。
税收自带社会规范和价值导向属性,取消延续三十年的免税待遇是显著信号,意味着国家优先事项发生根本性逆转,试图扭转过去少生、避孕受制度鼓励的观念,营造婚育受鼓励的社会氛围,这是对集体心理的温和干预。但这种干预建立在“刺激 - 反应”模型上,把复杂的人类决策、家庭计算和时代情绪简化成简单方程式,而现实社会并非如此。当基本生存安全感和对未来收入预期受动摇时,任何精巧的环境建构和温和的价值宣导都可能撞上经济焦虑的高墙。

被忽略的核心

人们常说“养孩子贵”,但这往往只触及问题表层,是未来现金流出问题。真正扼住生育咽喉的,是千百万家庭当下整个财务根基的动摇与对未来信心的流失。
典型城市中坚家庭的财富构成曾以房产为核心,过去二十年房价“永远上涨”的预期下,房子是家庭财富的“定海神针”和“增长引擎”,意味着安全感、资产增值和变现抵押的底气。然而,房地产市场逻辑逆转,房价横盘或阴跌预期形成,房子从“发动机”变成可能漏水的“沉重船舱”。房价可能缩水,背后关联的二三十年刚性房贷负债,让家庭资产负债表两端同时拉响警报,资产端核心资产价值预期动摇,净资产面临缩水恐惧;负债端每月按揭还款成为压在心口的巨石,吞噬当下现金流,透支未来发展空间和抗风险能力。
在这样的资产负债表面前,家庭做出生育这一长期投资决策时,养育孩子意味着未来二三十年要持续、巨额且不确定地输出现金流,如同新增一项期限长、数额大、无法违约的“特殊负债”。对于理性家庭而言,评估结果冰冷,在现有核心资产价值不稳、主要刚性负债压力大的情况下,承担新增重大长期负担被视为不可承受的高风险,这是对家庭财务结构可能崩溃的恐惧。因此,真正起作用的“避孕措施”不是避孕套,而是财务压力和对未来的风险规避本能。人们下意识推迟或放弃建立需要坚实经济基础的情感关系,因为一段导向婚姻和生育的关系如同“合资企业”,当双方个人资产负债表脆弱时,组建家庭和扩大再生产的意愿自然冰封。
所以,争论避孕套涨价是否影响生育搞错了对象,真正的“避孕药”是房贷还款计划、房产价值下跌忧虑、对事业和收入稳定性的不安。在这些宏大经济现实面前,避孕套价格变动微不足道,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控制生育成本,而是保障承载生育的经济基础坚实可靠。

“性萧条”的本质

经济基础可靠性存疑,导致了“性萧条”现象。数据显示避孕套销量连年下滑,年轻伴侣间无性婚姻比例攀升,这不仅是观念开放或个性解放的结果,更是宏观经济压力传导至人类私密领域、抑制基本冲动的体现。
这可看作一种深刻的“经济生理现象”,将国家经济系统比作庞大生命体,它和人体一样有类似规律。在经济前景明朗、收入稳定增长时,寻求伴侣、建立家庭、生儿育女被视为顺理成章的“人生投资”,情感回报覆盖经济成本。但当经济不确定性成为常态,个体与家庭会本能切换到“防御状态”。
建立并维持可能导向婚姻与生育的亲密关系,需投入大量时间、情感、金钱和机会成本,看起来像高风险“资产”。于是,理性“风险管控”意识渗入情感领域,人们“去风险化”,减少社交、推迟或回避婚姻承诺、减少性生活频率,以规避“意外怀孕”等可能引爆家庭财务计划的“黑天鹅”事件。这并非人类欲望本质改变,而是在生存焦虑面前,原始欲望被系统、大规模压抑,爱情与性从生活目的沦为保障生存后才考虑的奢侈品。
“性萧条”与低生育率是宏观经济恶性循环进入深水区的确凿“病症”。资产价值预期转弱,家庭资产负债表承压,为自保全面收缩消费,包括对亲密关系与自我展示的投资,进而侵蚀社会总需求与经济活动活力,恶化收入预期与资产价格预期,形成自我强化的螺旋,将经济活力与人的生命活力卷入向下涡流。恢复征收避孕套增值税的政策,如同在已漏水的阀门上拧紧,在主体结构锈蚀、压力系统失压、信心引擎熄火的情况下,显得无力。

说在最后

恢复征收避孕套增值税作为孤立政策动作,实际影响极其有限,单纯让避孕套涨价难以唤醒婚育意愿。真正关键的是缓解年轻人在住房、教育、就业上的巨大压力,让他们不再为基本生存安全感焦虑,只有当生育不再被视为沉重财务风险时,鼓励政策才能触及人心。
征税政策的真正价值是作为现象切片,让我们正视两个残酷现实:一是以现金流补贴为主的鼓励生育政策可能遭遇“政策钝化”,当家庭面临资产负债表结构性损伤和对未来的深度不安时,小幅现金流入激励难以对冲巨大风险感知;二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可能在“生育政策”之外,关乎稳定核心资产价格预期、减轻居民长期负债压力、构建让人有安全感的社会保障网,这需要财政、金融、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多领域共同行动。
总之,避孕套征税照见的不是避孕成本,而是生育“定价”之高昂,这个价格由对家庭财务未来数十年的信心决定。要重建这份信心,需超越传统人口政策,进行一场修复亿万个家庭资产负债表、扭转深层通缩预期的经济与社会革命。

作者:杏鑫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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