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香烟，再次点燃了舆论场。
7月29日，一名外籍人士在上海某餐厅就餐时，劝阻顾客铁某某不要吸烟，引发对方不满，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引发网络关于公众场合吸烟的热议。
商场店铺、咖啡店内、高铁候车处乃至医院走廊，皆可看见烟民旁若无人地抽烟。实际上，在中国，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并非处于无法可依的困境。多地城市早已推出过室内控烟的相关条例，但明文规定和落地实行之间，仍然隔着很远的距离。
烟民们总是缓缓点上一根香烟，对周遭厌弃的眼神视若无睹。在他们眼里，在公众场所吸烟，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更无需对任何人感到抱歉。如果有人劝他们不要在室内吸烟，反而成了一种冒犯。
外籍人士因劝阻室内吸烟被打后，社交媒体上涌现了许多禁烟博主，以及许多“苦二手烟久矣”的声音。
有人开始意识到二手烟本质是一种权力的霸凌，因为发现在男性领导吸烟的情况下，周围男同事室内抽烟的情况也会更加猖獗；有人开始做禁烟账号，记录每一次劝阻室内吸烟的全过程；有打工人把带有林则徐照片的禁烟标语夹在了公司的发财树上；有店主大吐苦水，称店里因禁止吸烟遭顾客恶意差评。
多数人不解，二手烟明明是烟民对其他人的冒犯，制止时又为何总有重重阻碍？部分烟民又认为，在哪里抽、什么时候抽，这是他们的权利。这一次，烟民和非烟民，站在了控烟问题的两个对立面。
二手烟受害者，成为禁烟志愿者
自从开始劝禁烟之后，苏崎把自己的社交媒体名字加上了“二手烟受害者”的后缀。
由于身体原因，苏崎天生对烟味十分敏感，闻到烟味容易喉咙痛和扁桃体发炎。早在2017年，他就开始在漫展上做禁烟志愿者。2024年底，“徐娇劝阻男子餐厅内抽烟被抢手机”的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让他意识到，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到这个事情。于是，苏崎拿起了手机，开始记录他和室内二手烟的每一次斗争。
（图/受访者提供）
在视频中出现最高频的场所，是苏崎谷子店附近的商场楼道。他的店铺开在武汉的一家商场里，时不时就会闻到楼道里传来的烟味。
楼道的地面布满斑点，大多是烟头留下的痕迹，楼梯的缝隙有些泛黄，苏崎说，这都是长年累月烟头燃烧的焦油熏出来的。
他试过和商场物业进行交涉，多次反映有人在楼道抽烟。光是武汉的市民投诉热线，他就打过三四十次。苏崎表示，刚开始投诉比较频繁的时候，商场确实“认真对待”了一些：相关部门上门调查，商场配合对方，贴上了“禁止抽烟”的标志，撤走了垃圾桶上方的烟灰缸，遇上周末人多的时候，偶尔还会安排人巡逻。
但随着投诉次数的增多，最后这个问题还是不了了之。“刚开始投诉还很当一回事。但投诉多了之后，商场就没有更多的后续动作了。”苏崎说道。
烟头给楼道地上留下了许多痕迹。（图/受访者提供）
苏崎的身高并不算高，但他发现，在劝告他人不要室内抽烟时，男性身份还是带来了一些便利。一位店里的前女性员工，也曾经提醒他人不要在商场楼道吸烟，结果她表示对方的反应“特别恐怖”，“差点以为自己要被打了”。
他回想自己去制止时的场景，对方要么不理会他，要么灭烟默默走开，即便对方态度很不友好，顶多会说一句“关你屁事”。
苏崎背的书包上，写着“讨厌二手烟”。（图/受访者提供）
对二手烟的反抗，渗透进了苏崎生活中每一个角落。他把“拒绝二手烟”的背包挂件挂在身上，经常使用的书包上也写着“讨厌二手烟”五个大字。有一次，苏崎骑着共享单车下班，后面有一个大叔骑着电动车经过，嘴里念出挂件上的字，吐槽了一两句，扬长离开了。
不敢出声反抗二手烟的普通人
像苏崎一样坚持和室内抽烟直接对抗的人，在生活中仍占少数。有心“杀敌”，无力改善，有时才是普通人禁烟的常态。
李思名算是这类人中的典型。作为一个同样厌恶二手烟的人，他几乎没有试过和烟民直接产生冲突。“如果在大城市，我会温和地告诉对方这里不能抽烟。但如果在小地方，我基本上就不会出声劝阻。”
在他看来，一方面，小城市的控烟条例不及一线城市完善，很难在现场找到禁烟的标志，另一方面，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他也不想贸然和别人起冲突。
在各地旅游时，李思名经常会去到不同城市的高铁站或火车站。他发现，几乎每个站台都有人吸烟。且不说随处可见的灭烟处，当路过像广州南站或石家庄站这类比较大的站点，乘务员还会用广播通知，让下车抽烟的乘客不要走太远。有几次，李思名甚至拍到了交班乘务员在站台吸烟的画面。
这些布局和设置，无形中默许了站台吸烟的行为。
在一个封闭的车站里，有人站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抽烟。（图/受访者提供）
李思名用手机拍下了许多公众场合吸烟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媒体。令他意外的是，这类视频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评论，有一条视频的点赞量甚至到了1.3万。这时，他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和他一样，不喜欢被迫闻到烟味。
除了同感和共情外，网络上也有指责他不够强硬的声音。有网友在评论区质疑，询问李思名：“如果不满意别人抽烟，那就直接告诉对方，拍下来有什么用？”但李思名并不想和烟民吵架，他认为，即便吵赢了也很难改变烟民以后的习惯，把这种行为曝光出来，反而能得到更多人关注。
一家商场里，商场内吸烟罚款的文字被人用烟头烫坏。（图/受访者提供）
除了公共场所外，工作环境也是许多人受二手烟困扰的高发地。
如果说在商场、医院之类的公共场所中，烟民和非烟民尚且处于相对平等的关系，那么，在工作场所中，烟雾缭绕的环境，还时常遍布着权力关系的蛛网。
在之前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李思名时不时会在男厕所闻到烟味。他记得，厕所的通风本来就不算好，如果有人在里面抽烟，烟味可能一天都散不了。
李思名打印了“禁止吸烟”的A4纸贴在厕所门口，有一张被人撕下来了，另外一张还贴在门后，但是没有多少作用。再闻到烟味的时候，他就会去其他楼层上厕所。“后来逐渐适应了，也觉得没什么。”
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同事，还在公司的会议室附近闻到烟味。因为领导经常会在里面抽烟，会议室门一打开，烟味就散播到了办公区。
李思名印象很深刻，在一次和领导的谈话中，三十分钟内，对方在封闭的办公室内，点燃了三根中华。他当时没有想过让领导不要抽烟，“那是别人的办公室，我只是一个打工的，从权力的角度来说不可能让他改变什么，我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但从那以后，李思名在求职时，如果发现应聘的公司有烟头或有人抽烟，无论待遇如何，他都不会考虑入职。
前不久，他来到一家事业单位面试，结果发现有领导在茶水间抽烟。“茶水间有烟头，但大厅和会议室都贴着‘禁止抽烟’的标语。但是，贴这些东西对领导来说根本没有用，因为领导就是公司的一家之主，根本没有人能管得到他。”他补充道，“这也是一种权力霸凌。”
采访过程中，李思名那边的声音时不时变得断断续续。采访结束后，他不好意思地解释，刚才他在咖啡馆，隔壁有一个人在抽烟。为了躲那个人，他只好走远些，可能因为这样，信号才变得不好。
劝禁烟被差评，无处伸冤的商家
开业的第二年，Sam在自家咖啡店门口立了一块“禁止抽烟”的牌子。
哪怕是简单扫一眼店里环境，也可以发现，咖啡店内贴了不少于十张大小不一的“禁止抽烟”的标语或图案。在咖啡店社交媒体账号的简介一栏，除了咖啡店的地址、营业时间外，还有一句“禁止吸烟，谢绝打牌”。
Sam的咖啡馆内，贴满了室内禁烟的标志。（图/受访者提供）
Sam告诉我，最开始开店的时候并没有这个规定。随着营业时间推移，他发现有一些素质比较低的客人，会在店内抽烟，许多不喜烟味的客人也会找他投诉。加了店内禁烟标识之后，仍然有客人无视提醒继续抽烟，Sam就继续在点单小程序最显眼的开头处，加上了一栏“吸烟请移步室外”的信息。
Sam的咖啡店开在丽江的一个山坡上，顾客不像商业区那么多，日均客流量三十到六十人不等。
他粗略算过，没贴禁烟的指示牌之前，他每天得提醒两三桌客人不能在室内吸烟，要吸烟需要移步到院子。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但总有个别客人很难缠，撂下一句“没事，就抽一会”，继续坐在位子上吞云吐雾。
面对这种情况，Sam会态度坚决，持续提醒。此时，这些顾客往往会向他投去讶异或不屑的眼神。
点单小程序里，也写着“吸烟请移步室外”的提示。（图/受访者提供）
Sam不是没有研究过室内吸烟的法律条例。
在他的家乡广东，省会城市广州早在2010年就出台《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后多次修订。在他现居的地方，也出台过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的相关条例。但在当地，Sam目睹了控烟令的尴尬处境——即便像霸王茶姬、瑞幸咖啡这类连锁门店，店内时常有顾客抽烟，店员也无能为力。
“可能无法像一线城市那样，直接和他们亮出禁烟条例，最多只能说‘这是我店里的规矩，如果不满意的话，请不要进来’。”Sam无奈地说道。
在Sam帖子的评论区，有类似心声的经营者像找到了组织，纷纷大吐各自的苦水。有人发现一名顾客把烟头按在了餐盘；有人被客人拍桌子辱骂，让其赶紧拿出烟灰缸让他们使用；有的店内被客人扔了一地烟头，差点烫坏木地板。
在写明禁止店内抽烟的帖子里，Sam主动加上了#避雷#的标签。“如果有人因为反感我们禁止吸烟而打差评，我甚至愿意把这个差评公布出来，让喜欢室内吸烟的人自己避雷我们的店。”
Sam告诉记者，有些客人还会偷偷在厕所抽烟。（图/受访者提供）
“提醒客人不能抽烟，对方置之不理怎么办？”苦恼于客人不听劝阻，屡次在店内抽烟，一位餐饮从业者在社交媒体发帖提问。
这名店主在连续劝阻一名顾客不要在店内吸烟后，被顾客及其朋友在点评软件上写下了低分差评。差评中并未提及店主制止其吸烟，而是关于店内食物的负面评价，因为对方有消费记录，所以很难向平台申诉。
像Sam一样对室内禁烟态度坚决的商户，可能仍是经营者中的少数派。对于大多数商家来说，赚钱是第一要义。在室内禁烟尚不能成为全民共识的情况下，他们还摸不清可以得罪谁、不可以得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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