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稳、微观紧”的背离，正让就业问题跳出单纯的经济指标范畴，演变为兼具情绪张力、结构性失衡与制度性制约的复杂社会议题。若用一句话概括2025年的就业状态，便是：岗位并未真正消失，但“好找、好干、敢干”的优质岗位可获得性持续下滑。这一年，“就业”始终盘踞公共舆论焦点，成为承载个体焦虑与时代转型压力的核心关键词。

从宏观数据看，就业形势并未出现系统性失控：城镇调查失业率始终稳守合理区间，稳就业政策密集出台并被置于宏观调控优先位置，政策托底力度持续加码。但落到个体层面，就业体感却显著偏冷——“毕业即失业”的衔接困境、“考编上岸”的拥挤赛道、“灵活就业不敢久干”的生存焦虑、“越努力越迷茫”的职业困境，这些叙事在社交媒体持续发酵，构成了就业市场的真实底色。这种宏观与微观的温差，本质是就业市场从“数量平衡”向“质量失衡”转型的典型表现。

一、三股力量交织：就业困境的长期结构性根源

2025年的就业压力，并非短期经济波动的偶然结果，而是产业转型、增速换挡与消费疲软三股力量叠加的必然产物，呈现出周期性波动与结构性固化交织的特征，正从阶段性压力向中长期约束演化。

第一，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引发就业结构重构。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房地产相关产业，受产能优化、行业调整影响，吸纳就业能力持续萎缩。而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产业虽势头强劲，却仍处于资本驱动的精细化发展阶段，用工集中于研发、工程技术、系统运维等高技能环节，岗位筛选标准严苛、规模有限，短期内难以形成大规模、普适性的就业吸纳效应，导致新旧产业就业衔接出现“断层”。

第二，经济增速换挡加剧企业招聘保守化。经济运行不确定性上升、企业利润承压，使得经营端压力持续传导至就业端。“能不招就不招”“能外包就外包”成为企业用工共识，就业需求在节奏与方式上呈现出明显的保守性与弹性特征，正式岗位供给收缩，临时用工、外包用工占比上升，进一步削弱了就业稳定性。

第三，消费复苏乏力制约服务业就业蓄水池功能。餐饮、零售、文旅等传统服务业，既是吸纳就业的主力领域，也因居民收入预期偏弱、预防性储蓄上升、房地产财富效应回落而扩张受阻。同时，平台化价格竞争与租金、人力、获客成本上涨的双重挤压，进一步压缩了中小服务业的利润空间。企业为对冲经营波动，普遍采取“少招、缓招、短招”策略，通过缩短用工周期、增加兼职与小时工比例控制成本，使得服务业就业的稳定性大幅下降。

二、关键事实佐证：就业压力是系统性挤压而非主观焦虑

几组核心数据与现象，清晰揭示了2025年就业市场的系统性压力，印证了个体体感并非偶然，而是劳动力市场深层矛盾的外在表现。

供给端压力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22万人，连续多年刷新纪录，且按照人口与教育结构测算，1200万以上的毕业生规模将持续至2035年峰值，未来十年就业供给压力将长期存在。叠加青年失业率高位运行——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全年在16%—18%区间波动，显著高于5%左右的整体失业率水平，青年群体成为就业压力的核心承载者。

避险型就业选择蔚然成风。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达371.8万人，首次超过考研报名人数，“考编热”升温背后，是青年群体对稳定就业的极致追求。与此同时，“返乡就业”“慢就业”“考研延缓就业”成为普遍选择，大量劳动力通过暂时退出市场化就业赛道规避风险，形成隐性失业群体。

劳动参与率下降进一步拉大宏观与微观温差。城镇调查失业率仅统计“积极求职但未就业”人群，对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群体不计入统计，这使得宏观数据保持稳定的同时，个体体感持续偏冷。与2019年相比，2023—2025年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1.9—2.3个百分点，按1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测算，对应1500万—1800万人阶段性脱离劳动力市场，这部分人群以延迟就业、继续求学、全职照护等形式存在，加剧了就业市场的隐性压力。

劳动报酬与财富效应变化进一步削弱就业体感。尽管全社会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52.5%升至2024年的54.04%，但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较快、区域与城乡差距收窄的同时，行业与岗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叠加房地产价格下降导致的财富效应缩水，劳动者对收入改善的体感较弱，进一步降低了就业吸引力。

三、核心矛盾：就业市场的“四重错配”而非“岗位消失”

当前就业困境的本质，是劳动力与岗位的“错配”而非岗位总量不足。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即将发布的《从聚合到智能：数智平台AI促就业白皮书》显示，80.4%的劳动者在支付宝就业平台获得岗位推荐后，敢于投递的比例下降近78%，印证了“岗位存在但匹配困难”的核心痛点，具体表现为四重错配。

技能错配成为核心梗阻。通用型、规则型白领技能供给过剩，而企业对复合型、情境化、技术融合型能力需求快速上升，导致大量高学历劳动者难以实现有效就业。中等及低技能劳动者同样面临技能鸿沟：传统体力与单一操作岗位收缩，新岗位对基础数字素养、设备协同、服务沟通能力要求提升，但相关培训供给不足、转岗通道不畅，使其陷入“旧技能无用、新技能不会”的困境。

预期错配加剧就业矛盾。青年群体对岗位稳定性、社会保障、收入回报的组合预期显著提高，但市场提供的大量岗位难以满足这一诉求；而新职业、企业出海、乡村振兴等潜力领域，虽具备长期成长性与回报空间，却因风险未知、信息不对称、路径不清晰，难以被青年群体广泛接受，形成“优质岗位无人敢试、普通岗位无人愿干”的局面。

就业过程错配放大在岗风险。在蓝领与灵活就业领域，矛盾已从“是否有活干”转向“干了能否拿到报酬、权益能否保障”。求职撮合、试岗履约、计价结算、纠纷处置等环节的信息不对称与制度保障缺失，使就业风险从失业风险转向在岗风险，显著抑制劳动者就业意愿与稳定性。

国内与出海就业错配形成结构性缺口。2025年中国企业出海进入爆发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熟悉中国技术、管理与商业模式的人才需求激增，但国内劳动力对出海岗位的认知不足、适配能力有限，导致国内就业“内卷”与海外岗位“空缺”并存，劳动力市场有望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国内-海外”三元结构转型。

四、青年就业：个体避险理性与社会福利损失的悖论

大学生“就业难”与“考编热”的叠加，是2025年就业市场最突出的现象。青年就业的核心困境的是“学历上升与机会收缩”的错位：本科及研究生学历成为标配，但传统白领岗位需求减少、新兴产业岗位门槛过高、基础岗位待遇与发展空间有限，使得青年群体陷入选择困境。

“考编热”并非价值观转向，而是不确定环境下的理性避险选择。稳定现金流、完善社会保障、可预期的职业路径，成为青年对抗就业风险的核心诉求。但当个体避险理性形成集体行为，便会引发系统性效率损失：大量人才挤入体制内与少数热门赛道，加剧内部竞争；市场化部门面临人才短缺，创新活力受限；青年延迟进入劳动市场，形成“就业堰塞湖”，陷入“避险-效率下降-压力加剧”的恶性循环。

更值得警惕的是，人才流向失衡可能形成“低水平均衡陷阱”。当前我国每百人中近五人为财政供养人员，若大量高学历、高潜力人才持续从研发、制造、市场化服务等生产性部门，流向行政与事业单位等分配性部门，将削弱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损害社会总福利的长期提升，本质是市场要素配置效率恶化的体现。

五、AI对就业的重塑：岗位极化而非简单替代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是2025年就业讨论的核心议题。其影响并非简单的“岗位替代”，而是通过重塑任务生产率，推动就业市场呈现“岗位极化”特征，同时催生新的就业机遇。

岗位极化趋势显著：高端岗位持续扩张，算法研发、数据分析、复杂决策等非标准化任务岗位需求上升，技能溢价进一步集中；中间岗位被系统性压缩，流程管理、信息处理、规则执行等白领岗位因任务被AI吸收而萎缩，中等技能岗位的回报与稳定性同步下降；低端服务岗位短期保持韧性，即时配送、照护服务等依赖面对面交互与情境判断的岗位，暂难被技术完全替代。这种极化使得部分高学历劳动者遭遇“就业中等收入陷阱”，学历提升但边际回报与上升空间受限。

AI也为就业市场注入新动能。一方面，直接催生算法训练师、数据标注师、智能系统运维等技术密集型新职业，多地紧缺职业目录显示，此类岗位长期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状态；另一方面，AI作为通用技术嵌入传统行业，推动技术融合型新职业涌现，同时赋能个体提升生产率，助力自由职业者与创业者降低门槛，苏州、上海等地推动的“一人公司”（OPC）生态搭建，正是AI赋能个体就业的典型实践。

六、灵活就业：规模扩张与制度滞后的矛盾

2025年，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持续扩张，已从传统就业的补充，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其纳入国家中长期战略，体现了对就业形态创新的重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创作者、自由职业者规模持续扩大，配套平台与权益保障制度逐步完善，但核心痛点仍未解决。

收入波动大、社会保障不足、职业路径模糊，是灵活就业群体的普遍困境，其中社会保险缴纳问题尤为突出。202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被解读为“全民强制社保”信号，引发广泛争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显示，仅28.4%的企业实现社保基数完全合规，七成企业存在不缴或少缴问题。争议本质是传统单位制社保体系，与就业形态多样化、企业利润收缩的现实不适配，相关政策的负面冲击将在未来几年逐步显现。

税收规范化为灵活就业治理提供新支撑。2025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及配套公告，明确平台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将灵活就业收入纳入规范化税收轨道，减少灰色空间与交易不确定性，为社保衔接、权益保障与政策精准投放奠定基础，是新就业形态制度建设的重要突破。

七、农民工返乡潮：就业风险的外溢与传导

2025年农民工返乡潮提前现象引发关注，传统返乡高峰集中在春节前一周，而当年11月起便有大量农民工陆续返乡，部分群体返乡时间提前三个月，背后是就业需求收缩与生存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

返乡潮的直接诱因是用工需求疲软：房地产与基建项目开工放缓、资金链断裂导致工地停工，工资拖欠问题普遍；制造业订单波动加大，临时用工比例上升，部分工厂假期从10月持续至次年春节后；服务业因消费疲软裁员，进一步压缩就业空间。同时，城市生活成本高企与工资增长停滞，使得农民工“跨省务工性价比下降”，选择返乡避险。

返乡潮背后暗藏多重风险。农民工就业直接关联农村家庭收入，多数家庭依赖一人或两人务工支撑老人养老与子女教育，非自愿返乡可能加剧家庭生活压力，甚至引发返贫风险。若返乡群体无法在乡村获得优质就业机会，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稳定。从长期趋势看，跨省流动农民工数量已从2014年的7867万人降至2024年的6840万人，县域产业园、平台用工下沉、县域服务业虽能吸纳部分劳动力，但优质岗位稀缺，难以满足返乡群体需求。

八、内卷与躺平：同一逻辑下的两种就业选择

“内卷”与“躺平”的并存，是2025年就业市场的鲜明特征，看似对立实则是同一现实逻辑下的理性选择——当优质岗位增长滞后于劳动力供给，社会容错机制收窄、失败成本高企，劳动者被迫在“过度竞争”与“降低投入”之间做出权衡。

内卷的本质是无意义的过度竞争。高质量岗位稀缺，一次失业可能导致半年以上空窗期，一次降薪便会加剧家庭压力，劳动者为争夺有限机会，不得不陷入超时、超强度的恶性竞争，这种竞争不产生社会增量价值，仅消耗个体精力与资源。而躺平则是边际回报下降后的理性退场：当工时增加但收入增长有限、考核趋严但晋升通道收窄，“多做不等于多得”成为常态，劳动者选择降低投入，拒绝绑定于低胜率竞争，本质是对不确定性的被动适应。

反内卷与鼓励不躺平，核心是反对低效率投入、激活有效劳动。反内卷旨在遏制企业恶性竞争、劳动者被迫内耗的现象，释放劳动力价值；不躺平则是避免人力资本闲置、青年群体职场消极，引导劳动力通过合理投入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共赢。

结语：从复杂矛盾中寻找制度进步的契机

2025年的就业市场，是经济转型、技术变革与制度调整交织的缩影：原有就业均衡被打破，技术进步加剧岗位重组，制度供给滞后于市场变化，个体避险行为进一步放大结构矛盾。就业问题已不再是单一的数量问题，而是联动收入分配、消费增长、产业升级、婚育选择、人口结构的核心议题，政策目标也需从“稳数量”转向“提质量、优结构、强保障”。

展望2026年及未来，就业市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将持续加剧，但这也构成了制度创新与模式升级的历史窗口期。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需重塑就业治理框架，从应对冲击转向塑造稳定预期；对学界而言，需深化技术变革与劳动力市场互动机制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对市场主体与地方政府而言，需在稳就业与促转型之间寻找平衡，激活市场活力；对劳动者个体而言，需通过技能提升与路径调整，增强职业韧性。

只要全社会形成共识，不回避结构性矛盾、预判技术冲击、理解个体理性选择，以制度创新降低不确定性、以公共治理托底安全感、以多元路径释放潜能、以公平分配激励劳动，当前的就业困境便有望转化为就业体系与发展模式迈向高质量阶段的重要起点。2025年我们看清了问题的复杂，2026年，考验的是我们破解矛盾、推动制度进步的能力。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资料

1. 于学霆.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演变特征及解析[J].经济与管理,2025,39(04):60-70.

2. 江宇舟.经济在增长、体感却有“温差”，症结在分配？[EB/OL].https://www.guancha.cn/jiangyuzhou/2025_02_01_7637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