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位中国游客在印尼帕达尔岛乱扔水瓶，遭遇澳洲女游客现场批评。这位中国游客并未道歉，反而用英文问对方“Where are you from?（你来自哪里）”。
网络评论区里有个评论非常有趣，留言者说“就凭这句英文‘Where are you from?（你来自哪里）’，就证明他是中国人”。确实如此，在类似事件中，很多中国人第一反应总是问对方来自哪里，仿佛知道了对方国籍，就可以断定对方是否在“歧视”，却丝毫不检讨自己的行为。相比之下，那个澳洲女游客的回复非常棒，她说“我不在乎你来自哪里，你明明看到了不能乱扔垃圾的告示牌。”
也就是说，当事人被当场指出错误后，第一反应不少道歉，而是启动身份询问，如果批评者来自一个被“敌视”的国家，那么批评就可以被歪曲为“歧视”甚至“反华”，就可以反过来批判对方动机不纯，这可算作“防御型民族主义”。
这个思维模式放在国内也成立。我小时候在青岛，无论坐公交车还是在街上走，时常会见到人当街吵架。吵架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总免不了问对方“你哪儿的”，或者“你什么单位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吵架，询问对方的单位，本质是根据对方的单位去判断如何对待对方，是继续吵下去还是息事宁人。如果对方是个普通工人，那当然可以吵下去，但如果对方是公检法，自己就得慎重一点，这种问话的本质就是风险评估。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不仅仅是工作场所，它同时承担了住房分配、医疗、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几乎全部生活功能。直到今天，“通过单位定位人”仍然是习惯。这一习惯从熟人社会溢出到陌生人交往中时，就变成一种低成本的社交扫描。
比如学校亲子活动，一桌子家长坐下来，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打听身边的人“你是哪个单位的”，这本质是在进行快速分类：这个人属于“有用的”还是“没用的”，是“需要客气的”还是“可以随意的”。如果你有权或者有钱，符合世俗定义的成功，对方很可能会拉着你聊个不停，如果你的工作非常普通，对方可能会不屑一顾，再也不跟你聊天。如果发现你是官二代富二代，他又可能会前倨后恭，来一句“失敬失敬”。这当然是相当低级的人，很多“会来事儿”的人会照顾到席间每个人的感受，但越是这样的人就越功利，内心对他人的定位也更明确。即使是坐个火车，要是旁边碰上个爱聊天的，随时会扯着你盘问你全部的生活，籍贯、家庭、专业、工作、婚育……毫无边界可言。
传统儒家社会讲究的是等级尊卑。很多人慨叹中国社会现在人心不古，其实是一种误解。绝大多数人奉行的仍然是传统那一套，也因为这一套与文明社会的格格不入，显得更为别扭，反而让那些没有逻辑的人们产生错觉，归因于市场经济等因素。比如权钱交易等乱象，不少人就认为是市场经济惹的祸，可它的根子明明在权力。又比如一说到贪婪自私，就有人认为当年人心淳朴，这可真的是笑话，如果人心真的淳朴，鲁迅又何必写《药》呢？愚昧自私才是真正的传统，人们对等级尊卑的看重正是基于这些传统，根据其他人的身份地位采取不一样的相处方式，也是深入骨髓的习惯。
并不只有现代中国人喜欢问“你在哪里工作”，古代中国人见面也习惯打听彼此的地位，然后才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礼节。中国农村之所以更喜欢打听他人隐私，正是因为对“传统”的吸收和“保护”更好。
说白了，人们看重的是权威。进入一个场合，大家希望的是尽快发现权威是否存在，通过信息的获取确定权威，并围绕权威进行社交。也正因此，一个掌握着权力或金钱的人，总能迅速成为社交的主角。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取向，而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则是以个人取向为主。上世纪80年代初，杨国枢提出了中国人社会取向的一些表现：获得别人的赞赏或称赞；维持自己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和谐；维护自己的面子；使别人接受自己；避免他人的责罚、讥笑和报复；避免困境与尴尬；避免与人发生冲突。
相比西方社会，中国人对人际关系有着极大的依赖性。虽然每个社会都由各种社会关系所决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关系在中国社会的作用远远超出西方社会。一个人要实现某个目标，除了自己要具备一定条件外，往往要依靠亲戚、朋友和熟人来解决各种难题。社会之所以充斥着“人情关系”和“权钱交易”，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新事物，而是关系社会决定了权力可以拿来做人情。
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概括了古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几大特征——
“首先，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结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虽然两个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同一阶层，并因此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但大多数地位关系都是一种垂直结构：一个人地位相对较高或相对较为权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地位相对较低并需要依附地位较高的人。
其次，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中国人早在儿童时期，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就清楚的意识到，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他们因此放弃个人独立自主权而去寻求他人的支持、指导和保护。一个中国人写道：‘中国人关于互相依存的观念，与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人们非常渴望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即使与邻居、同时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塑造成为一种将来可以利用的关系。
第三个特征是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是‘有面子’。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是否‘丢脸’。”
这几个特征的概括，直至今日仍然相当靠谱。如今的中国人，仍然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也要面子。要做成一件事，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认识人”。
这三个特征的本质就是“权威依附模式”，或是“主奴根性”，家庭中强调父权、手工业中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则强调上下级关系。而且，人们会在特定社会圈子里做“主子”，但随时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奴仆，比如有人在家中显示权威，但出门见到官员立刻下跪。这也造成了一个更糟糕的问题：中国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因为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根据社会圈子而变化，一个人无法“自己对自己负责”。
张嘴就是“你哪个单位的”，是用标签来覆盖具体的人。你不需要了解对方的性格和情绪，只需要知道对方单位，这是认知层面的偷懒。更讽刺的是，这种标签化本身是失真的，跟在印尼帕达尔岛上用国籍判断批评者的动机一样偷懒。
这样做的代价是：你永远无法真正认识任何人，也永远无法真正被任何人认识。你只是生活在一个由单位、籍贯、国籍组成的标签矩阵中，把自己活成一个标签。"